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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拒绝交易条款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法律即使同步对大平台和小平台的行为均加以规范，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一刀切强制要求大平台无条件互操作，更会产生小平台搭便车与大平台鞭打快牛同时并存的最坏结果。著作权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版权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其他人在受保护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创造。

互操作可以分为横向（水平）与纵向（垂直）两大类别，前者指竞争产品、服务或平台之间的互操作，后者指一个产品、服务或平台与互补的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互操作。法律如果不调控，或者缺乏对小平台的有效法律保护，大平台会借助网络效应设置不合理的互操作条件或者拒绝互操作，形成赢家通吃格局。2021年4月5日，美国最高法院就美国甲骨文公司与谷歌公司的版权侵权诉讼做出终审判决，认定谷歌公司未经许可在其智能手机中复制甲骨文公司Java接口程序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不侵犯甲骨文公司的版权。第四部分提出完善我国法律制度的政策建议，并希望通过本文讨论能够推动跨部门法研究和制度的体系性重构。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以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先后对法律规定进行细化，并对正当理由进行明确列举。

既可以是为非营利目的，也可以是营利目的。在美国，对于新进入者复制接口编码以便推进互操作的行为，即使最终产品与在位者直接竞争，法院都给予支持。[32]迈耶开启了持续至今的德国现代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历程。

正如博肯弗德（Boeckenfoerde）对这一时期法治国思想所作出的评价：法治国的形式特色绝不意味着它只具有空洞的形式，而是对法治国的基本原则—自由与财产安全的形式化与客体化，它是通过形式和程序来抵制以社会重新分配资源为目的的直接对个人财产的干预[42]。而这些类型化的行政方式无论是在内部的制度搭建，还是在相互关系的协调配合上，又都表现出相当的逻辑性。结语综上，德国行政法的体系化建构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一方面，就内涵外延而言，尽管由迈耶所塑造的行政行为，因为借取了司法判决的要素，自始都与个体化和明确性特征[45]紧密相连，但这并不妨碍它拥有广泛的覆盖性。

[17]林文雄：《法实证主义》，国立台湾大学法学业书编辑委员会2003年第5版，第175页。它们所拥有的价值意涵和内容要素，不仅使德国行政法体系在初建时就保持逻辑性与意义性的均衡，同样也通过向多元社会下的道德规范和正义理念保持弹性与开放[96]，而使这种均衡性持续地呈现于德国行政法体系嗣后的发展中。

实践中，形式逻辑的反对者希望用价值取代逻辑对法体系进行统合，却也同样遭遇价值要素太过主观，易与道德、政治等要素相连的困难。[62]Gunter Puttn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Ein Studienbuch, 6. Aufl.，Dusseldorf： Werner. 1983，S. 78ff.[63]参见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论评析》，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9页[64]Vgl. Paul Koschaker, Europa und des roemische Recht, 4. Aufl.，Muenchen: C. H. Beck, 1966, S. 48 ff.[65]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Frankfurt/M: C. F. Mueller, 1973, S. 305.[66]参见注[14]，S. 307. ff.[67]参见注[14]，S. 307. ff.[68]同注[8]，S. 33.[69]参见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它首先为法律比较和法律借鉴提供了平台：就法律比较而言，惟有通过体系化的思考，才能获得有关这门学科的基础比较，以及对具体制度所依赖的国内法秩序前提的认知。这一判断与迈耶提出依法律而行政相互应和—惟有使行政符合形式的实证法要求，其可预测性、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才能够达到。

[44]参见程明修：《行政法之行为与法律关系理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63页。与法一样，法学科应当包含一定的价值追求，不应当是空洞无意义的规则堆积。除提供行政活动的基本单元和是否适法的一般基准外，形式化的行政行为作为法技术手段还表现在：以此概念为起点，行政法体系的各项要素都被有效地衔接和连贯起来。类型更接近现实，比抽象概念更具体，更具直观性，人们也更能借此掌握具体事物的丰富内涵与意义关联[25]。

1．概念的抽象性、统摄性与确定性。行政法体系由此成为一个兼具线性结构与网状结构的[55]、环环相扣的结构整体。

[75]从基本内容而言，德国传统的行政法释义学主要表现为一种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的行政方式法释义学[76]。事实上，如果我们确认法体系和法学科体系的本质都是一种系统[30]，并借助系统论的观点去重新认识法体系和法学科体系的建构，就会发现，所谓的逻辑和价值要素，事实上都已经包含在系统论对于一个有机系统的要求中。

第四，法律关系的观察视角打破了传统的国家不渗透理论，特别权力关系、内部行政关系都被纳入行政法的观察视野。（2）对实定法进行概念性与体系性的演绎。因此，尽管相比当时将自由作为最高价值予以追求的英美法学者，迈耶和同期的其他德国学者对于如何为公民争取更多的自由缺乏显著的热情，对于法治形式化的危险也几乎毫无觉察，但并不能就此对其过分责难。[28]杨代雄：《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中的体系化方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6期，第29页。它会永远疲于应付现实变化，而未经过滤沉淀及系统整体检验的仓促回应，又会时时冲击和打破勉强建立起的稳定和平衡。如果说概念、类型、原则、规则等都是人们为纷繁复杂的法学世界带来秩序的有益尝试，那么体系化则是将这些范畴用整体的、逻辑的方式予以汇总，并使人们对法世界的认识和思考更具概观性、总体性和系统性的理性方法。

它对大部分现代行政方式都进行了理论统合，并归纳出对这些行政方式予以规制和救济的一般原则和方法。作为与自然法学迥异的另一法学流派，实证主义法学一直主张将价值诉求、内在伦理等一些不确定因素排除在法学的观察视野之外，而将目光仅积聚在法规范本身的逻辑性、体系化与一致性。

[87]参见郑戈：《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李猛编：《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同时，在法制建构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偏重学理对于实践需要的即时回应，因应现实在很多时候成为学理研究和制度建构的唯一风向。

换言之，尽管法体系会通过是否符合整体的目的性追求而对各项体系要素进行筛选与定位，但体系要素之间能否融洽相连，能否在逻辑上都归属于体系的统领之下，却仍需要相应的技术处理。[52]建立在符号性自治基础上的是法律的操作性自治，任何法律决定都离不开事先存在的、从法律自身历史中凝结下来的、关于如果……那么……的条件性纲要，通过这一纲要，法律系统将环境的信息转化为法系统循环的条件性命题，并在对系统结构加以改变的同时没有丧失掉它通过符码所确立的同一性[53]。

本文接下来将着重探讨这三项要素在德国行政法体系建构中分别发挥的作用，分析迈耶如何运用这三项要素，将庞杂零散的规范内容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意义导向的有机整体。对德国行政法体系化建构和体系化均衡的探讨，是希望为我国行政法在整体构造基本完成的背景下进行进一步的调试与整饬提供参考。其次，与行政行为学理以行为方式的公／私属性来确定法律适用不同，法律关系理论主要针对具体法律关系的事实来进行法适用的分配，因此，在整体的行政法体系下，法律应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例如秩序行政的法律关系、给付行政的法律关系、捐税行政的法律关系、计划行政的法律关系等进行分析与考量，这种法适用显然要比简单的公／私二元区分更细致妥贴[102]。（一）依法律行政：学科体系的原则与价值迈耶首先将依法律行政的原则注入德国行政法。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移植，不仅使中国行政法制的整体构成趋于完整，同样充实和丰富了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将法实证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纯粹法学大师凯尔森，将法体系描述为一种拥有不同位阶秩序的阶层构造[43]，而构成法体系的规范或概念也因此拥有了不同位阶。

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研究重点，都可能导致学者对学科不自觉地进行条块分割，并在各自的领域内自说自话，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多缺乏整体视野和通盘考虑，显得零散杂乱。[76]Handlungsformenlehre与Rechtsformenlehre同义，均指行政方式的法教义。

从外部而言，行政行为学理又与司法救济等其他制度紧密相连，但无论是迈耶时代无行政行为就无司法救济，还是今日的德国法将行政行为作为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作为审查基准，都使行政行为与其他制度间建立起合逻辑的有效关联，并最终使行政法体系变成一种如迈耶所言的，能够被不断地反复回溯的稳固统一体[79]。拉伦茨同样在其《法学方法论》一书中以相当篇幅讨论体系的重要，认为体系与体系的前提在于构筑规范秩序与统一性的概念，而其更深层次的追求，则在于确立正义的一般化趋势[6]。

而这一学科体系之所以能够如此稳定，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它排除了那些受制于各种现实条件、瞬息万变的规则，并从中筛检出真正能够持久作用的，适应于任何新的生活关系的普遍法律思想[93]。本文正是在肯定法学科体系化建构的立场下展开，首先讨论学科体系化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归纳整理法学理论为法体系建构所提供的一般方法。对于熟谙实证法学操作方法的迈耶而言，抽象概念同样重要，而其本人也是精于概念提炼和归纳的法学大师。惟有经过这种体系化锻造和逻辑性检视，中国行政法学才能获得整体发展和均衡迈进。

学者评价这套行政法教义不仅具有稳定化、进步、减负、检验以及启发等功能，而且在理论与行政实践之间建起双向交流（Auseinandersetzung）的桥梁。关于其成因和效果的讨论，可参见注[39]，第55-63页。

回溯历史，虽然迈耶与同时代的奥托·拜尔（Otto Baehr）、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劳伦斯·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一样，鼓吹在法与国家之间建立关联，国家权力同样应服从于法律，但彼时的法治国却更多地被德国学者化约为法律的统治，或根据法律的统治[38]。虽然概念法学致力于法的科学化，却将整个法体系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

Fritz Ossenbuehl, Die Handlungsformen der oeffenli-chen Verwaltung, JuS 1979, S. 681 ff.。事实上，法律关系作为一项统合性的抽象概念，并非公法在应对行政新变化时的新创，其产生历史甚至与行政行为同样久远。